2005年,一本《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掀起了全球化研究浪潮。时隔12年,该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从新的视角分析和预测全球化、科技创新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2017年6月2日,全球化智库(CCG)特邀三次获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奖普利策新闻奖、全球化专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CCG北京总部就“科技创新重塑的全球化世界”主题发表演讲。 世界正在被三种力量所重塑:市场,自然界,摩尔定律 人类社会飞速发展,三股主要力量正重塑着这个世界:市场,自然界,以及摩尔定律。 市场是指数字全球化,微信、推特、脸书、PayPal、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等正在以有别于传统的方式将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数字化和全球化,而且近年来是呈加速发展的态势;自然界主要指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加等现状。摩尔定律由1965年被英特尔的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所提出,他认为微型集成电路片的速度和性能每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虽然长期以来反对声不断,摩尔定律延续了52年从未中断。这三大力量相互作用,重塑着这个世界:摩尔定律推动了数字全球化的发展;数字全球化越深入,气候变化的速度越快,进而催生了更多的相关解决方案。 200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自2007年起,你的电脑基本是由五个部分构成的:中央处理器(CPU),内存芯片,网络系统,软件,以及装配有摄像头的传感器。我在书中所述的是,这五个部分在2007年融合到一起演变成为了所谓的“云”。但是“云”这个字眼在我的书中不曾出现,因为它听上去太轻柔,太温顺,太松软了,不禁让人联想到琼妮·米切尔的歌曲《真爱至上》:“我从两面看云,从上到下不断的以某种方式。”但是“云”可是一颗超新星,是自然界最强劲的力量。我认为,2007年的科学进步直接引发了男人、女人、机器至上的“能量大爆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骤然间改变了四种力量。 1.人的力量。我的天哪,如今,一个人作为创造者或者损坏者所能达成的事情不可想象。我们美国的总统,穿着睡裤直接给全球几十亿人发送推特,不需要经过编辑、律师、或过滤器的审核。这可挺骇人听闻的。极端组织的头目可以在叙利亚做同样的事情。人的力量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2.机器的力量。我们所处的时代前所未有,一部机器竟能拥有五种感官。2011年2月14日,在美国最受欢迎的智力竞赛节目Jeopardy上,非人类机器选手Watson在与两名人类脑力高手的角逐中获胜。超级机器人战胜了人脑,这是前所未闻的。 3.思想的力量。思想现在以人类从未见过的方式流动、变化、加速和融合。六年前,奥巴马总统说,婚姻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情;如今,奥巴马承认,婚姻是两位相爱之人间的事。 4.整体的力量。人类作为一个团体已经成为了自然界中最强大的力量。人类给环境带去的影响尤为深远。“整体”的力量如此之强烈,以至于出现了以人类命名的地质时期—人类纪。 世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发展,五大领域将被重塑: 工作环境,政治体系, 文化伦理,地缘政治, 以及社会团体。 工作环境。人类社会已经很难适应科学发展的速度. 当前的一大核心政治挑战,即是如何将人工智能(AI)演变成智能助理(IA),改善人类的学习速度,以及治理的有效性,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科学发展速度。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人力资源部门要求公司雇员需具备十项技能,并将旗下10万名雇员的信息录入公司内部的领英(LinkedIn)系统。AT&T公司通过与网上学习平台合作,创建了一套“指南化学位”的菜单,为旗下未能具备十项技能的雇员提供线上课程。AT&T公司据此传递给旗下员工的理念非常简单:任何想成为该公司终身雇员的员工,必须秉承终身学习的理念。世界正在高速地发展变化,大学的四年教育已远不足以令你受用终生。 政治体系。人类当下正面临着三种“气候变化”:一是自然气候本身的变化;二是全球化的状态正从相互依存过渡到在依存中独立;三是科技环境的改变。面对种种的“气候变化”,人类不仅需做好预防措施,还需具备快速恢复的能力来适应改变。西方国家的党派近些年来呈“滑铁卢”趋势,原因就在于它们是为响应罗斯福新政、工业革命、种族及性别平权等社会经济问题而成立的。然而,在现今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当市场、自然界和“摩尔定律”这三种力量正重塑世界时,各党派面临的问题是应如何具备前瞻性及适应力。美国共和党宛如一座空荡的花园,特朗普总统入侵并占领了花园。这种情形也可能发生在美国民主党的一方。这些党派被这个重塑中的世界搞得猝不及防:有些人得以适应,有些人将被淘汰。法国的现状正是如此:由于两个主要党派没能对自身进行改革,第三政党的候选人成为了新总统。 人文伦理。放眼2060年,在发达国家和中国,人们有51%的人生时间会在互联网空间中度过。如今,人们通过网络寻求配偶、购置房屋、获取新闻、订阅图书等等。在互联网的空间中,人们相互联系,却无人负责管理。1945年,我们进入“后广岛”时代, 一个国家可以毁灭整个人类物种。如今,我们跨越至一个新时代:一个人可毁灭整个人类物种,但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也可治愈一切。对于身处在时代交叉口的人类来说,一个成熟健康的社会团体是21世纪理想化的管理机制形式。 弗里德曼演讲结束后,与现场专家与听众做了交流,以下为答问环节: 1.人工智能将会给金融产业带来怎样的改变? 弗里德曼:2016年,PayPal公司共发放价值30亿美元的小额贷款。对于小规模的企业公司来说,它们无需通过传统的借贷方式便可获得融资。由此可见,大数据可以使人们将借贷过程私人化、最优化。这是前所未有的。 电梯工程师不解:这电梯看起来完好无损,你为啥要修它? 人工智能笑了:大数据知道这电梯36天后就会损坏,我可得在这电梯失能前把它检查好。 2.特朗普总统是如何当选的?全球化是否给人类带来了负面影响? 弗里德曼:倘若你是一位居住在明尼苏达州、年龄在50到70岁这个区间的北人男性,那你可得仔细琢磨下如何才能在大选中落败。美国曾经是工业巨头,拥有完善的保护法与工会。我的叔叔以前是银行的信贷员,但他仅是高中毕业,现在这是不可想象的。70年代时,局面开始转变。1979年,中国开始崛起,电脑系统愈加完善,社会对于工人的技术需求与日俱增。住房抵押、Visa信用卡的使用,令人们相信中等技能的工作是高薪工作。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07年的一场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这个泡沫幻影,200余万美国人的工作受到影响,汹涌的失业潮随之而来:工厂被迁移至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进口商品造成贸易逆差。软件开发、自动化与机器人技术则严重影响了白领及蓝领阶层的工作。 不久前,我从印第安纳一路驾车开到了田纳西州。在印第安纳州,工厂不复存在,许多白领工人面临工作危机。在田纳西州,5%的居民被检测出HIV阳性,这百分比与非洲的HIV程度持平。我沿着75号高速公路继续往前开了45分钟,经过了路易斯维尔。这个城市有3000多个工作机会,整个城市正因众多全新的多元机构而繁荣壮大。美国的有些城市愈显苍凉,有些城市却高速发展,这完全取决于当地政府的领导力。克林顿总统说过,“在美国,所有的假恶丑都可被真善美所弥补”。领导力的质量对一个社会群体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3.如何看待人们对于人工智能将取代传统工作岗位的恐惧? 弗里德曼:人工智能取代了多少传统的工作岗位,它就会创造出多少新型的工作岗位。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这种顾虑不会成为现实。我们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闭关锁门,最佳的就是全方位地敞开大门。成为高智商的冒险者吧,我对此持乐观态度。 4.文化在全球化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弗里德曼:文化至关重要。许多国家现在拥有极佳的职业道德,比如德国、中国,以及美国。我认为,只有这些拥有规范的职业操守及文化核心的国家才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国家发展的越快,“黄金规则·”这样的“旧条理”就变得愈加重要。 5.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我们应如何应对接踵而来的挑战? 弗里德曼:美国现在所面对的反对党不是民主党,这党派现在没有任何实权。美国所面对的真正的反对党是加利福尼亚州。加利福尼亚州拥有独立的环境规定,美国30个州和加拿大的2个省会已经加入到这些规定中来。美国的若干城市似乎都在呼喊着,“我们不会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但我们将会为所欲为地在各自的城市内做事情。”每一个城镇、学校、甚至是宿舍都会有其独立的《巴黎气候协议》’。然而,就算是大公司有意重新开发煤炭产业,导致环境污染,消费者对此也不会呈接纳态度。风能和太阳能逐渐取代了煤炭和石油:在加利福尼亚州,绿色能源公司旗下的雇员数量高于全美整个煤炭产业的雇员数量。因此,我对特朗普这一决定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感到束手无策。 作为一名美国人,我对特朗普总统的这一决定实感无奈。我打赌他在做出决定前咨询了身边所有人,除了科学家们。事实上,他没有任何的科学顾问。有信誉的科学家都不愿意为特朗普总统做事情,没有人愿意为这位正将美国拖回煤炭燃料道路、令全球置身于环境危机的总统工作。但是我相信市场与社会的能力。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源,能源的高效性将成为下一代全球产业的核心。我担心我的国家虽然不再从沙特阿拉伯购买石油,取而代之开始从中国购买太阳能电池板,使得美国完全与下一代的全球产业失之交臂。 主讲嘉宾简介:托马斯?弗里德曼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之一,也是专栏及书籍作者,曾三次获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奖普利策新闻奖。弗里德曼以倡导全球化、巴以和平、阿拉伯世界现代化而备受瞩目,早在1992年弗里德曼就认为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来临。其著作《世界是平的》被认为是全球化的基本读物,稳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他近期撰写的其他书籍包括《谢谢你迟到了》、《世界又热又平又挤》、《911后世界的探索》及《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等。 弗里德曼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于牛津大学获中东政治硕士学位。他精通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曾经在《纽约时报》工作期间报道1982年黎巴嫩战争,并从1984年至1988年任纽约时报驻耶路撒冷负责人。他从1994年开始为《纽约时报》撰写国际事务和经济专栏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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